雪覆盖了这个家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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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为何，对于那个陌生的地方，大爷比对自己生长的村子和几个兄弟更信任。“除了空气好，这啥也不行。”
在二叔的房子里见到杨春丽时，他披着袄子，两只袖管悠悠荡荡的，像个落雪天气串门的闲人。只是人特别胖，没法和这个女性化的名字联系起来。
叔叔家的晚饭是一盆连皮的土豆，杨春丽坐下来，右手拿起土豆，用嘴剥皮吃，左手袖管耷拉在膝盖上。这才看出袖管里是空的。
他身份证上的年龄是18岁，比相貌小很多。一年前，他在天水市的水泥厂里失去了左手臂。在这之前，他已出门打了8年工。
“不想念了，老师打人厉害。”当年的四合院式小学里，杨春丽人在课堂上，脑子里却像如今废弃的校址一样长满荒草，心思随时如屋后山坡上的羊群在游动，老师按照本地风气，靠暴力来教学。
三年级班上，和他一起辍学去内蒙的有5个学生。一同出门的孩子中间，最大的13岁，最小的就是杨春丽这年的了。当时他1.2米，一点也不胖，家里常年的土豆没有给他提供足够的营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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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里的包工头带一群孩子火车转汽车，到了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砖窑里待下来，干拉水坯的活。刚从机器里出来的砖坯是湿的，要在空场上晾晒再送进窑炉，这道活路用不着大工的技术，包工头就找村里小孩子来干，工资低。
小孩的活并不轻松。水坯从机器装卸到车上，再扶电动车运到晒场，一天做12个小时，没有休息日。
头一年，杨春丽觉得有点撑不下来，主要是卸砖，“一块有个7斤，一车140块，一天能运80到100车”。收车时两臂发木，端饭碗时才发觉颤得端不稳，有两次碗掉到地上打破了。晚上举手起来洗脸也困难，不洗脸洗脚就睡觉。
另外是冷，“太冷了”，和泥的管子冻住了，人才能停下来。从无遮无挡的北方来的狂风，穿透空场上杨春丽裹的口罩、帽子、手套，在皮肤上刻划皴口，砖坯的潮气催生冻包，冻包破口了，抹点胖胖油烤一下，就算应付了。
△失去一条手臂的青年
农历冬月之后，阳光失去了最后一丝热力，砖坯干不了了，窑厂停工，人回家乡去等待过年。这时，杨春丽才能看到家中的母亲，和同在内蒙打工、平日却未能见面的爸爸。
在窑里，小孩们都是没有正式身份的“黑人”。
几年后开始查童工了，老板会事先得到消息，让杨春丽和伙伴们藏起来，玩一天。但也无处可去，只能在窑场里转着绕开检查的人。
砖窑离城镇很远，出来之前以为会见世面的伙伴们，除了过节到小镇上买点日用品，只能待在荒地上的砖窑里，看不到多少家乡有的绿色。
在窑里一干五六年，身量长高了，工资一直没涨，杨春丽不想干了，换到兰州的建筑工地去扛钢管，后来又顶爸爸的班到天水水泥厂。
顶班第八天就出了事。杨春丽上夜班，需要清扫水泥传送带下散落的垃圾，不然天亮时被查到要罚款。
扛着铁锨从传送带下面经过时，杨春丽的铁锨把碰到了传送带的齿轮，将他的一条手臂带进去了。
杨春丽没觉得痛，痛感在昏迷的5天中随失去的手臂一起被带走了，直到伤口复原时才回来。切除得不平整的刀口长出了肉芽，需要日常拿膏药涂抹。有时以为自己的手臂还在，想象中挥一挥，只有隐隐的疼痛。
对于一个村子里出生的人来说，比痛感更需面对的，是失去了一条手臂却没有迈过18岁门槛的人生——这在事故的调解协议上没有任何反映。
这份由包工头、水泥厂和杨春丽识字的二叔代为签订的协议上，14万元的一次性补偿数额，名目包括营养费、误工费和后期医药费，但没有失去劳动力的补偿。
杨春丽回到了岷山脚下的小村里，10岁开始的打工生涯就这样结束，收场时仍是童工，只是少了一条手臂。
另外一个变化则是，他的体型越来越臃肿。住院期间注射的激素，以及得到补偿回家后每顿吃方便面鸡大腿的习惯，使他很快看起来仅能负担自己累赘的身体，不再适合任何劳动。
元更地村一带海拔接近3000米，地皮瘠薄，除了土豆燕麦，不能出产大宗粮食。村子里人家不怎么做正经饭菜，连皮土豆、小贩兜售的馒头与方便面一起成为日常的伙食，蔬菜稀少。
手里有了一笔钱，杨春丽除了买药，也有了一些花费，邻居说他到县城住宾馆，参加赌博，钱消耗得很快。一年过去，14万元剩下一半多一点，杨春丽的心里才有点发虚了。
他开始发觉，这笔钱远远抵不过自己失去的一条手臂，和18岁之后的整个人生。而事故发生时，作为一个未成年人，他没有机会想清楚这件事情。但眼下想推翻协议打官司，对于住在土屋里的父母和只上过三年级的他来说，都显得过于复杂艰难。
父母住在半边盖的老屋里，杨春丽住着一间简易板房，虽然干净一些，但寒冷。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他为剩下的这笔钱考虑出路。和父亲合伙放羊看去是唯一的办法，虽说在村后的陡坡上揽羊，对少一条胳臂的他并不轻松。
他的伙伴们还在四处打工，过年见面，杨春丽也不大愿意和他们玩牌，宁愿一个人坐很长时间的班车，进县城去逛。
早上下了雪，电动车骑不成了，马缨花带女儿乐乐走路去上学。
村里到路口上了凝冻，老父亲在村口躬身扫雪，免得母女走路打滑。这几年，马缨花和女儿一直住在娘家。
元更地村的海拔接近3000米，雪落得频，村子到县里道路还没硬化，路上一道道深浅的雪辙。路上遇到一群结伴上学的孩子。
乐乐上学三年以来，马缨花天天接送，因为担心前夫在路上劫走女儿。她自己也从来不到县城及更远的地方，担心前夫像威胁的那样，“杀了我”。
23岁的马缨花，窈窕的腰身上带着两道狭长的刀疤，是前夫捅的，不乏青春俏丽的脸上被生生打上惊恐的印记。马缨花没有进过学校，也没有出过远门，18岁时由媒人介绍结婚，前夫是邻县的人，婚后才发现丈夫酗酒如命，喝醉就要打人，手提菜刀，“不是人”。
马缨花带着刚出生的孩子躲回娘家，丈夫寻踪而来。起初，丈夫开始打她就是因为生了个女孩，现在却又一心要抢回去。马缨花的父亲在村口和他理论，被前夫捡起石头砸破了头，打成脑震荡，至今后脑勺留着一个凹陷。
父亲和马缨花受伤后借钱住院，每人花了两万多元。为了还上别人的钱，老父亲又向自己的弟弟、也就是杨春丽的父亲借了钱。三年多了，杨春丽还代父亲来要过这笔钱。实际上，这钱也是杨春丽打工攒的。
“因为这钱，兄弟感情也不好了”。马缨花的老父亲慢悠悠地说。
两年的曲折之后总算离掉了婚，马缨花不敢出门打工，只好在三十里外镇子上一家饭馆当服务员，帮父母做家务，在附近修路工地上做饭，天晴时扎笤帚卖换点自己和女儿的零用。
过了两年，她谈了第二次对象，男方是个开车的，母亲是本村嫁过去的，也算熟人。
但这次，她又碰到了坏运气。
亲家之间熟络起来后，乡下刮了“集资风”，说是能投资分红，对象的母亲受人撺掇投钱，自己的钱不够，就请马缨花父亲担保借钱，结果领头集资的人捐款而逃，债主见对象的母亲无力还钱，转而向马缨花父亲逼债。
利息不算，15万本钱的坑，家里卖光了也填不平，何况家底本身是窟窿。婚事也随之告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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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再惹祸的马缨花，仍旧只有栖息在娘家屋檐下，老父亲单薄逼仄的屋顶，实际不足以庇护她。陇南一带的房子是半边盖，土坯房只容得下一张炕，父母家里还有一个成年的弟弟，马缨花只能长年“打游击”。村里从小长大的伙伴家的炕头，她都睡遍了。女儿乐乐则跟着独居的大爷爷睡。
上小学的乐乐，一天需要三块钱，夏天则要花十多块，买水喝降温。马缨花不得不找地方挣钱，冬天闲时上山去砍竹子，扎成笤帚卖挣些零用，干一天能挣五六十元。
这两年政府“精准扶贫”，父亲家的土坯房得到翻修，土坯外面涂了白粉，改建了屋顶，用便宜的布料代替三合板吊了顶，显得洋气了一些。因为弟弟睡不下，另外还盖了一间临时的板房。
马缨花妹妹的丈夫长年出门打工，妹妹带着孩子也回到娘家住。在父亲家里，相比起没有依靠还一再招来祸事的马缨花，妹妹虽然长相略为平凡，地位却明显高得多。做饭生火这些家务都是马缨花的事，妹妹从外面打工回来，已经不习惯家中的土豆条酸菜汤，在大家吃过之后，自己单独炒个菜。
马缨花只能跟着大家吃，在饭店打工期间，她胖到了120斤，回家一个月内瘦回到106斤。全家七口，一年吃米不到100斤。
父亲家并非永远的安身处。按照这里的风俗，一旦弟弟娶亲成家，出嫁了的马缨花就不适合再待在娘家。23岁的弟弟，在乡下已算大龄青年，如果不是家里背负的债务，和近20万元彩礼的门槛，他已经像姐姐一样成家生子了。
“我成了家，姐姐肯定是不能住了。”跑了一夜车归来的弟弟，在大爷屋里明白地说。
但马缨花并没有做好打算。她不敢再去找对象，觉得男人没有一个好的。“哪里有好人？好人都死光了。”炒土豆条时，她不扬头地说。在修路工地上做饭，她自己从来不吃，因为吃饭的一圈全是男人。
唯一的打算，是混过这几年，等乐乐上了初中，可以在学校寄宿了，自己就出门打工。对于将来的成家，她不敢抱希望，微信朋友圈里，她分享的最近一首歌是“潮湿的心”。
大爷爷，也就是马缨花父亲的大哥，住的土坯房在村落高处，没有经过改造。墙壁有手臂粗的裂缝，窗户和顶棚用报纸糊住，炕洞熏过的墙壁漆黑。半边盖的屋顶下面，由于什物众多，面积相形更为狭小。一个男人一辈子生存的累积全在这里。
炉子和大炕占据了大半个房间。五斗橱上堆满杂物，有标着“法兰琳卡”、“温碧泉”的护肤品和生发油，似乎不属于一个50多岁男人的屋子，但价钱都不超出20块，是小贩到村里推销来的。
一个似乎比人脸大不了多少的电视，是屋里最重要的电器，屏幕像是露天电影的幕布，看到一半会忽然坏掉，闪出昏黄雪花。
为了方便躺在炕上也能看电视，大炕脚头装了一面大镜子，人睡下后可以看反映在镜面里的电视画面，尽管电视本来很小，这样又远上了一倍。有次乐乐打破了镜子，大爷爷并没有责备她，只是另买了一面，“大爷爷脾气好”，乐乐说，这也是会跟妈妈犟的她却跟大爷爷亲的原因。
爷爷家里没有地方，母亲又在饭店打工，十几天回来一次。活动板房盖起之前，小孙女乐乐长年跟着大爷爷睡。眼下不用上学的周末仍旧住在这里。
乐乐从一岁多就跟着大爷爷睡，除了在这里吃饭，衣服和零食也是大爷爷包着。五斗橱上除了大爷爷用的一溜山寨护理用品，还有乐乐用的大宝和绵羊油润肤霜。炕头小方桌上搁着两包乐乐爱吃的饼干。
比起吃饭，她更喜欢这些零食。
大爷爷会开三轮车，靠给人拉砂石料赚些生活费，另有一份孤寡老人的低保。乐乐没上学时，大爷爷车开到哪里总是把她捎上。
五斗橱上方有几张大爷爷年轻时的照片，站在某条外地灰蒙蒙的林荫道上，穿着衬衣，戴着墨镜，看得出大爷爱照相。另有一张镶着框的照片，大爷的大头照塞在过于窄小的西装衣领里，显得很夸张，半截身子矗在花坛里，遮住了身后一半的天安门。
这是前一段小贩来照的，西装是模子，把人的头套进去，一张20块钱。炕头墙上另外有一张，是爷爷带着乐乐站在一片花圃上，景致鸟语花香，但祖孙俩的双脚却是漂浮在这片风景上。
晚上，祖孙俩趴在炕头被窝看电视，被窝有一种杏仁味，已经看不太出本来黄绿的颜色。从被窝里伸出头来的祖孙，像一对昆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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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爷爷成过家，但没有自己的亲人。近30年以前，结婚几年的妻子嫌家穷，带着女儿跑了，嫁给了一个安徽人。妻子的娘家也在元更地里，每年会回几次娘家，女儿也会回来看望外婆，偶尔在村口会遇到大爷爷，却从来不打招呼。
女儿没有喊过一声爸爸。墙上一面“新婚志喜”字样的镜框，说明着这段曾经的婚姻，但没有妻子和女儿的照片。
墙上倒是贴了一溜乐乐从小到现在到照片。大爷也知道，这溜照片不会一直增加，“她长大了，就嫁人去了”。他平和地说。
院子里还有一间正房，住着两兄弟共同的母亲，已经80多岁。老人几乎从不出屋，用烟熏火燎的木头疙瘩生火，自己做着开裂失去形状的馍馍，或者吃些大爷爷送的汤水。正房的墙外有个炕洞，隔一段大爷爷会闷些柴禾。
很少有人会走进正屋，老人也不出来，偶尔会发脾气站在院子里骂人。乐乐对这位曾祖母也没什么好感，“老都老了，还骂人哩，早些过世了好。”这似乎也是院子里后代们的共同想法。
晚上临睡前，乐乐吃饼干的时候，大爷爷给自己煮一包方便面，在炉子上烤了几个土豆，拍拍壳吃了。这是村里人日常的饮食，大爷爷这年收了1000多斤。吃完土豆，大爷爷服了治痛风的丹参片，上床看了会电视，这是睡觉前的固定节目。
乐乐看着炕脚镜子里的抗日剧睡着了。炉火散发着温度，老屋里有一种脏乎乎的温暖气息。尽管汶川地震给它留下了能插进手臂的裂缝。“土房不好看，可暖和。”
一只老鼠倏忽跑过地面，无人注意。家里的粮食口袋就地放着，养活它们不算费事。
半夜时分，大爷起床出门，在院中雪地上解了个手。没有厕所，平时解决是在屋后的空地上。“这里空地多，到处都是”。回来以后，大爷没有即刻睡下，他拧开小桌上的一个药瓶。胃疼又犯了。
后半夜，大爷再也没能睡着，他还开了一会电视。很多个夜晚，他是这样开着电视入睡的，在胃痛没来侵扰他的时候。
私心里，大爷爷做好了自己今后的打算。等到正房的老母亲去世，就离开。有个妹子嫁到天水，儿子在四川开饭店，院里有一间空房，说好了他可以过去住，“那边钱好挣”。
不知为何，对于那个陌生的地方，大爷比对自己生长的村子和几个兄弟更信任。“除了空气好，这啥也不行。”
家里兄弟一共七个，除了大爷，还有两个单身的，有两个已经死了——一个是生病，老三是20年前被老婆害死的。
大爷说，老三的老婆因为害胃炎看病，和乡卫生院的医生勾搭上了，二人就商量弄死老三。老三的身体特别好，两人用了很多办法。先买了西瓜下药没毒死，又用鼠药掺在茶缸里，老三喝茶后昏迷，医生又给血管打了几十支氯化钠，加上用电钻子钻，仍未断气，最后索性用大砍刀砍坏了后脑勺，人最终才死亡。
事后老三媳妇深夜喊大爷去看，说是喝酒走路摔倒了，“我一看就不对劲”，报案后法医验出血中毒素，两人却并未判死刑。女人服满20年刑期后已经出狱，不敢到这村里来，两个儿子由老四抚养成人。
元更地的海拔接近3000米，却看不出任何雄伟的气势，小村和四周褐色的山岭一样毫不起眼。
从兰州南行到这里，经过了陇东那些不生长任何植被的灰土山丘，到了岷县地界，道路两旁出现了水沟和菜畦，冬天里仍有新鲜的青绿，似乎终于离开了中国内陆最古老的贫穷腹地，告别了缺水的纬度。
但随着海拔上升，到了元更地这带的深山，植被的增加带来的生机，又渐次归于乌有，被寒冷和封闭的贫穷窒息。
取暖是这里的大宗花费，大爷的炉子五天要烧掉一袋子煤，一冬下来花掉2000块。有时候要烧柴。
△雪后的乡村
山上有不少野生中药材，是零用收入的来源，各家都存有几把药材根须。岷县的当归黄芪都很有名，但锁龙乡并无大面积人工种植，有人来收了就上山去挖。每年能挖一个来月，一天百十元，整个2000块钱左右。药毕竟越挖越少，砍竹子扎笤帚是更长远的收入。
雪天里人们煮着小壶茶喝，闲谈中羡慕村里的一位能手，他割了13天竹子，扎成笤帚，每天挣200元，是相当可观的一笔收入。
扎笤帚之外，没有值得一提的大宗生计。出门打工之外，马缨花的弟弟给一个沙场老板开车，没有驾照，只能通宵送老板回家，清晨在大爷的炕上补瞌睡。
考一个驾照要到天水，花费2万多，在这里简直是不可想象。
有能力的人都搬走了，在县城买了房。乐乐的班上，只有她和两个男同学，去年一个女生转去了县城，她哥哥去岷县上学，妈妈要去陪读，爸爸出门打工，家里没人照看，就把她一并转走了，乐乐只好落单。从元更地的沟口往上走几里地，有一个教学点，只剩了一名学生和一个老师，“围墙和教室倒都是好好的。”
对于元更地的人们来说，30多万一套的县城房价，他们遥不可及。争取国家的扶持政策，把土坯房多少整修一下，是更切实的愿望，但这份运气，不会均匀降落到每个人头上。
大爷爷没有像样的收入，不能像二弟那样自己出一部分，国家补助改造土坯房。但他也并不看好改造过的土坯房，“换了个壳子。土屋不好看，暖和”。二弟家装房子的钱全是借的，靠儿子打工还掉了，装修土房的目的也是儿子将来要娶亲，没间房实在不行。
失去手臂的杨春丽，因为看来没有娶亲的希望，家里索性没有翻修土房，只给他自己搭了一间单住的活动板房。
村里六七百人口，光棍汉有20多个，小学校长说，一些人主动不成家，嫌负担大，乐得自在。女孩都嫁到山外，外面的媳妇娶不进来。
整修房子之外，政府出钱修了公共厕所，但无人使用，“没有水冲”。人们还是按照千百年的老习惯，在空地上或者牲口棚里解决。
酗酒是普遍的风气，伴随的是恶性案件，“你们听到他家的事吃惊，在这里不算啥子”。火炉旁，人们并不了解相隔不远的定西县妈妈被停低保杀害四个孩子的事件，倒是津津有味谈着遥远的广西一人杀害十七口的命案，似乎壶中煮的茶，可供半晌的嚼头。
傍晚的村口，新装的路灯有两盏已经坏了，剩余的一盏在雪地洒下微光，像是无用的温情。雪粒无声飘落，白天积的一层已经变硬，昏黄的土坯房里，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（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）
编辑：侯思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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